阳江信息港“碳达峰”、“碳中和”正在成为新近的流行词。
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这是中国首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把碳达峰和碳中和作为全年的重要任务。
据媒体报道，关于编制相关战略规划的大致时间表已经出炉：预计2021年全国“两会”上，将明确低碳发展的约束性目标和重大政策；明年秋季将出台“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明确主要目标和政策行动；明年秋冬季有望出台“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提出减缓和适应目标、部门和地方行动等。同期明确“十四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以及工业、建筑、交通、能源等专项规划，对约束性减排指标进行地方分解。
关于低碳发展的更有力度的约束性指标，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影响。而不同的地方将面临着不同的挑战，一些地方政府及企业担心，低碳化将给企业增加成本，并影响经济增长。
但在诸多专业人士看来，碳中和目标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将带来新投资、新产业，实现经济、环境、气候的共赢，从而促进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需要转变发展观念，这既包括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使用绿色技术，同时也包括寻找、挖掘绿色低碳发展新动能。
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并不对立
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会给地方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有的地方政府、企业认为，低碳发展是给地方经济发展设“天花板”，是“卡脖子”，约束地方发展，是给企业增加成本的。
一位经济发达省份的官方人士最近忧心忡忡地表示，减少碳排放意味着很多产业不能做了，对经济肯定有负面作用。
北京一位政策研究人士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如果太严苛的要求压下来，对于煤炭依赖程度高的地方，可能将面临着生死存亡。
果真如此吗？
12月22日，在中国环境记协举办的环境茶座会上，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表示，低碳发展不是站在经济增长的对立面。低碳发展可以让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同时促进新经济形态的发展。
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的深圳，或许可以成为“低碳发展不是站在经济增长的对立面”这一判断的佐证。
2015年，深圳曾提出到2022年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的目标。2019年8月，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牵头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三达”研究报告》，报告预计到2020年，深圳将率先实现碳排放达峰。
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低碳城市大数据工程中心主任、深圳市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主任王东是这一报告课题组成员之一，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目前已经站在了一个达峰平台上，如果用峰顶的形状来比喻，它并不是一个山尖，到了某个点迅速下降，而是比较平缓的峰顶。
王东表示，深圳的实践证明了，我们倒逼一下自己，在追求减少碳排放、空气质量达标的过程中，其实也催生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是报告名称所指的“三达”。
2011年，深圳就曾提出，未来5年将清理淘汰1万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2016年的深圳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5年间，淘汰转型低端企业超1.7万家。
在迈向低碳化发展的同时，深圳也成为了一座新经济之城。2019年，深圳人均GDP突破了20万元，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一，深圳也是万元GDP水耗、能耗和碳排放强度最低的大城市。
但对于不同能源、产业、人才基础的地区而言，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产业转型，将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困难，尤其短期内将遭遇阵痛。
譬如，对于严重依赖煤炭来促进就业和经济活动的地区，在减少煤炭使用的过程中，将给地方带来经济和就业压力。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逐步淘汰煤炭的进程，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只要一开始方向明确，然后有序规划、部署，譬如安置老年职工，给青年职工提供再培训和教育，就业等相关的问题可以有效化解。
他同时指出，经济发达的、资源条件更好的地区应该率先实现碳达峰。
另一方面，能源、产业转型本身也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柴麒敏介绍，目前，全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450万人左右，已接近煤炭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预计到2030年低碳领域的就业人数可达到6300万人。
低碳会带来新投资机遇和产业机会
在专业人士看来，除了中国自身将明确低碳发展的约束性目标之外，国际的大环境也将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减碳产生一种倒逼机制。
中国能源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李俊峰近日在一个论坛中指出，碳中和并非仅仅关乎能源、碳等方面的问题，而是涉及产业链的方方面面，其将深刻影响下一步产业链的重构、重组和新的国际标准的形成。
李俊峰举例称，比如苹果手机提出碳中和目标，就会要求负责为其组装、提供零部件和原材料、芯片的企业都要碳中和，会对所有的产业链形成一个新的标准。
这样的预期，本身也将倒逼企业改变发展理念。王东向记者表示，假如未来你的产品是高排放的，出口到欧盟、美国，将可能受到限制。这样的形势也倒逼着我们主动去转型。
转型的过程，必然将伴随着技术创新的发生。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在近日的一场“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0年会”上指出，由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方式，从根本上说要靠绿色技术驱动，靠大规模地“换技术”。而绿色技术应具备三个标准，即高技术含量和生产率、少排放或零排放、与传统产业相比有竞争力的低成本。
王东表示，有的地方还没能很好地意识到低碳发展的重要性，或者只是理解为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所以需要加强思想意识的转变，以及“低碳能力建设”。
他尤其强调新技术或者新设计的运用与推广，在减碳的同时，新技术甚至可能是帮助降低成本的。但按照一般规律，使用范围、规模的扩大，将有助于先进技术的使用成本迅速下降，这就需要政府采用制定标准甚至立法的方式，将新技术推广出去。
而迈向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也意味着新的投资机遇和产业机会。
柴麒敏在上述环境茶座会上介绍，到2030年，全国低碳产业的投资有望达到23万亿元，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
有金融界人士预测，碳中和将带来2020-2060年平均每年万亿元以上的绿色经济投资和届时约7万亿元的年产值规模。碳中和还将会拉动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会创造如自动驾驶、能源互联等数字经济领域新技术发展，也会带来燃料电池、分布式能源、储能等新兴能源产业的提升。
邹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在哪里？是在绿色低碳方面，在能源的转型，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的融合，新型城镇化等方面。所以在寻找新的增长点的时候，地方政府可能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地方。
王东也认为，未来更多的资金会投向新能源的、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领域，这将给国家、城市带来新的增长点。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帆 深圳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