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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还原了文化名人吃年夜饭的场景，媒体团正在参观采访。南方日报记者 张冠军 摄
1942年1月9日，一场秘密大营救，在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码头悄然进行。黄昏时分，身着老百姓便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的茅盾、叶以群等人，成功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登上停泊在避风塘的驳船。
凌晨，日军开始换岗。在东江纵队交通员引领下，他们改乘三只带有草篷的疍家艇。小艇飞快冲过海峡，到达九龙红磡——这是这场举世闻名的行动中，被营救人士撤离的首站。
而今，这个场景被定格在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中。
据了解，这场营救行动历时6个月，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胡绳等300多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加上其家属等计800余人。同时，还救出英、美、印籍国际友人100余人和港澳青年学生1000多人。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保住了中国文化的血脉。茅盾评价说，这足以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文化精英深陷日军虎穴
1941年1月，日军侵华更甚，加之“皖南事变”爆发，国内几无安身之地。在中共中央安排下，众多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不料，同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据《东江纵队志》记载，彼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对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处境极为关心。早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一天，周恩来就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其迅速做好应变准备。
“当时，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要道，并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这批中国的精英深陷虎穴、命悬一线，情况万分危急。”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表示。
1941年12月8日，廖承志召集紧急会议。次日，东纵领导人员尹林平与曾生、王作尧等人，在深圳白石龙村一座教堂里，秘密制定营救方案。
而今，走进位于深圳白石龙老村1号，白墙黛瓦的院子里，这栋天主教堂仍保留在原地，曾生等人当年开会的场景也被还原，记录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经过一番讨论，曾生等人决定，由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短枪队开辟水陆秘密营救交通线；首段撤离，需从香港偷渡到九龙，这个路段由刘少文负责、潘静安执行；此外，王作尧需负责九龙到白石龙沿途警戒和资金筹集，曾生来安排龙华接待站具体事宜。
方针确定，事不宜迟。然而，营救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
伪装成难民逃过敌人搜捕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被营救对象并非易事——
香港沦陷后，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不少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再改变住处。曾亲历过大营救的著名报人杨奇便在回忆录中提及：“许多人自从战事发生以来搬过多次家，有的甚至因突然转移而失去了联系。”
邹韬奋就先后搬了6次家，被潘静安找到时，他与妻孩正居住在位于铜锣湾灯笼街的一间小木屋里。又经过10多天努力，潘静安、张友渔等人，才终于全部联系上所有分散隐居在港岛各处的文化界精英们。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魏法谱介绍，1942年元旦前夕，由于港九的粮食、燃料供应匮乏，日军决定疏散一批难民到内地去。东江纵队领导人当即决定将文化人士伪装成难民，混过日军的检查、搜捕。
据史料记载，经香港避风塘码头上船撤离后，邹韬奋、茅盾等20多人，先在赤尾村住了一宿，而后在交通员李和向导下前往白石龙村。
李和后来回忆，梅林坳崎岖难行，文化人们从未走过这样的山路，几乎是爬行。在被救者丁聪的印象中，“大家更行夜走，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走，不能说话”。
营救行动面临日军、顽军、土匪的层层阻扰。香港地下交通员巢湘玲曾回忆，蔡楚生装成盲人，才闯过日伪哨卡。杨奇回忆，一行人曾险遭土匪打劫，幸而前方探路的武工队及时发现，缴了5名土匪的枪。
物资匮乏是另一大难题。据杨奇口述，当时游击队的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但是，他们给文化人的待遇却翻了一番，变成“生油一两，菜金二角”。
虽然困难重重，在东纵队员们护送下，被营救人士均安全抵达东纵根据地，无一被捕、无一牺牲。
村民配合游击队接待工作
在日军飞机轰炸下，一座座藏匿于白石龙等村后树林的“山寮招待所”被秘密搭建起来，用于接待途经此地的被营救人士。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里，这个场景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也得以生动还原。
1942年1月13日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茅盾夫妇、胡绳、沈志远等20多人抵达了白石龙村。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热水洗澡，他们只好用山涧的溪水洗脸擦身，身上都长虱子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尚悦说，“但他们非常乐观地说，‘这是革命的虫子’。”
白石龙村原党支部书记刘鸣周儿子刘世勇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当年他父亲带领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接待工作，安排自卫队巡逻、站岗放哨、组织担架接应伤病员。“村民们在半山腰用树枝、杂草等搭建草棚，还为文化名人们准备了粮食。吃的东西很多是村民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没有的就由村民带游击队队员去集市上买。”
惠州当年也是秘密大营救的一处重要中转站。
在位于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的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这段历史历历在目。当年，很多文化名人们就住在这座被叫做“东湖旅店”的地方。
1942年除夕深夜，首批撤离的文化名人来到此地。简单吃过饭后，他们纷纷倒头入睡。此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卢伟如和陈永却丝毫没有睡意。
“战乱时期，物质匮乏，但因为是过年，负责接待的卢伟如想给他们做顿年夜饭。”馆内讲解员说，第二天天亮后，卢伟如费尽辛苦弄来了一点鱼肉和两只鸡以及两筐木炭，终于让大家吃上了一顿团圆饭。
魏法谱认为，这场大营救意义深远、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延续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也对推动全民族抗战起到关键作用。同时，通过营救国际友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信念和能力，在国际上树立了党的形象和威望。”
记事
92岁东江纵队老战士曾国粦：
胜利来之不易 后辈要牢记东纵精神
“当年参加部队，我们不但要练打靶，还要练刺刀术，这样向左向右向前刺。”对当年参加东江纵队的战斗岁月，92岁高龄的老战士曾国粦仍记忆犹新。他很健谈，讲到激动处会不自觉挺直身板，双手在空中比划动作。
曾国粦生于1928年，3岁丧父，母亲独自带大他们两兄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锅里经常没有一粒米”。16岁时，曾国粦加入东江纵队第二支队飞马队。“那年东江纵队在我们村附近活动，一个同志介绍我去当兵。”曾国粦回忆说。
旧社会的层层盘剥，让曾国粦很早就认清了现实：只有当家作主，才能改变穷苦人命运。他非常珍惜每一次执行任务的机会。“我是当地人，对周边的道路非常熟，主要承担的是送情报任务。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我都是晚上出发，走山路。”曾国粦说，执行任务很危险，需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
曾国粦回忆说，飞马队下设地雷班、短枪队，曾参与多次战斗。在一次战斗中，他们埋伏在山上，地雷班在敌人前进方向埋了3个地雷，“敌人经过的时候，砰砰砰，连炸了三下！”回忆当年痛打敌人的战斗场景，曾国粦难掩高兴。
“胜利来之不易，一定要牢记东江纵队的英雄业绩，继续发扬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为国家富强出力！”采访最后，曾国粦如是勉励后辈。
南方日报记者 陈伊纯 祁雷 实习生 温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