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信息港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一部以二战结束后的粤港两地为背景，讲述流浪少年历经劫难，最终在党的帮助下成长为革命战士的长篇小说，在中共主持创办的香港《华商报》上连载。作品中斑斓多彩的社会百态、曲折生动的情节、鲜活质朴的语言，尤其是机灵、善良、侠义的少年“虾球”形象，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在当时的“国统区”特别是华南地区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
这部颇具“大时代写照”气质的作品，便是广东著名作家黄谷柳的代表作《虾球传》。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版《虾球传》，红遍大江南北，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收视高峰，还成为第一部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播出的粤产电视剧。
在今天的评论界看来，《虾球传》是左翼文学创作与民族化、大众化有机融合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虾球传》从诞生到传播，均鲜明又深刻地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脉的文化传统，书中的岭南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更是成为大湾区一代代读者的集体记忆。
“他非常渴望能献身伟大的时代”
“新中国成立前后、以地域色彩书写见长的华南作家群里，黄谷柳是拥有读者最广泛的一位，其文学成就堪称是首屈一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这样评价。
《虾球传》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经典，离不开作品里洋溢的地道浓烈粤港风情。黄谷柳本人曾两次在香港定居，其间的经历也让人依稀见到几分少年“虾球”的影子。
1908年，黄谷柳诞生在越南海防市的一间小旅馆，迎接他的，是拮据痛苦的童年。
“艰难痛苦、屈辱负重伴随着他长大，也使他自小养成了沉默坚强、善于思索的性格。”黄谷柳外孙女黄茵告诉记者，对于命运，黄谷柳未曾屈服，反而愈发刻苦学习。
考入学膳费全免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黄谷柳“一生中最感幸运的一件事情。”他曾写道：“这样，我才有能力去阅读小说，并且后来练习写作。”
入学第二年，北伐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青年黄谷柳不满足于仅仅参加学校的进步运动，毅然离开生活了18年的云南，取道海防、香港前往武汉，奔赴革命一线。黄茵如此形容：“外祖父非常渴望能献身伟大的时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途经香港时，他却从报纸上意外得知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的消息，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他不得不客居香港，一住就是近5年。在清苦的生活之余，他依然心系文学，他在日记中写到与文友们热烈探讨新文艺时的场景：“一毛钱花生米吃得普天同庆！”
那段日子，黄谷柳在香港社会底层挣扎求生，最终劳累过度，咳血病倒，被迫辞职。
为谋生存，1931年他入伍参军，后辗转抗日前线，参加了淞沪抗战，还曾险些命丧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这段军旅生涯时期，让他对抗战时期黎民百姓的悲苦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1946年，他听从好友黄秋耘的建议，果断放弃在正中书局广州分局的“铁饭碗”，与国民党彻底割席，带着家人回到香港，又居住了4年，《虾球传》就诞生于第二次赴港期间。
“自愿选择的一条光明正道”
关于重返香港，黄谷柳曾在《自传》中剖白心迹：“这是我自愿选择的一条光明正道。”
然而，这条“光明正道”走起来却并不容易。他一度被迫把子女分散到亲戚朋友处寄食，妻女兼做临时打纱工贴补家用。由于他不愿迎合当时流行的趣味，投出去的稿件十有八九不被采用。
钟敬文在《回忆谷柳》一文中这样描述黄谷柳：“质朴、诚恳、好学，天性乐观，面带微笑，稍带口吃，谈到生活的困难，一向不动感情，有时候还很幽默地回应。”
就在那个用木板隔成、嘈杂晦暗的小房间里，黄谷柳开始满含热忱地动笔撰写《虾球传》。他身上那种“冲着困难去闯开通俗文学新道路的美愿、雄心和勇气”，让钟敬文十分感佩，“我现在想，这种坚定、乐观，是跟他对祖国未来的信心分不开的。”
1947年秋，黄谷柳在渡轮上重逢正在筹备《华商报》复刊的夏衍，便将《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的原稿交给对方。夏衍一读当即大为惊奇，于是决定在副刊上逐日连载《虾球传》。
小说从1947年11月开始连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读者纷纷来信鼓舞、提出意见。《春风秋雨》连载完毕不到两月，就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发行单行本，一年内重版5次。茅盾曾写道：“一九四八年，在华南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恐怕第一要数《虾球传》的第一二部了。”（《关于〈虾球传〉》）
在书中，涉世未深的虾球曾误入歧途，最终是党组织和游击队战士们帮助他走上了一条幸福的光明大道。而据黄谷柳女儿黄燕娟在文章里披露，家里最困难时，是香港文艺界的共产党员同志向一家人伸出援助之手；父亲也从与夏衍、黄秋耘、黄药眠等人的接触中，对共产党、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7年底，黄谷柳将自己的二女儿黄鸣送去十万大山参加游击队；次年春，黄谷柳申请加入共产党，经过一年考察获得组织批准。“他来自于底层人民，入党是他的必然选择。”外孙女黄茵说。
曾作为本报记者赴抗美援朝前线
1948年12月，《虾球传》第三部《山长水远》在《华商报》上连载完毕。黄谷柳原本计划在第四部《日月争光》中，书写虾球投奔游击队后的磨练经历。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在战火洗礼中内心发生转变的细节，他主动提出到战场前线去的要求。
此后，黄谷柳在桂边纵队司令部担任秘书，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湛江市和海南岛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调任《南方日报》记者，随军派驻海南岛。
1951至1953年期间，他先后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以巴金为首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还以《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战场前沿采访。
当时，黄谷柳已是名满香江的作家。《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李超在接受黄茵采访时曾提到，战地前线条件艰苦又很危险，并非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当时不是很多作家愿意去的。”
在抗美援朝前线，黄谷柳不仅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还因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战友而荣立三等功。回国后，黄谷柳将入朝见闻集结成册，发表了朝鲜战地通讯、散文集《战友的爱》，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勇善战，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与此同时，黄谷柳的创作观念也发生了转向。他不再满足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而是将新的写作目标投向了新社会的英雄人物，打定主意“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夏衍《忆谷柳》）。
原计划的《虾球传》第四部，便由此发展成了书写志愿军英雄形象的长篇小说《和平哨兵》。遗憾的是，1977年元旦前夕，黄谷柳突发脑溢血病逝，《和平哨兵》因为种种缘故，最终未能面世。
《虾球传》后来多次再版发行，1979至1985年，《虾球传》在广州4次印刷，达40多万册。除小说被译介到日本、英国、南斯拉夫等国之外，《虾球传》的影响力还跨越了众多文艺领域：在粤语评书界，林兆明讲古版《虾球传》最为知名；著名画家关山月曾绘制《虾球传·山长水远》连环画；《虾球传》话剧版曾在日本东京演出。1981年，广东电视台将其改编为电视剧，从北京到香港，街头巷尾都掀起一股“虾球热”。
回顾外祖父黄谷柳的一生，黄茵最大的感受是：“一路走来，他卑微委屈，却从来是倔强不甘、寻求光明的。”她根据十几年来研究外祖父生平资料的成果，写成《黄谷柳小传》，并为这篇传记起了一个题目——“逆风千里，向阳而生”。
不避艰险，这一点也是钟敬文对黄谷柳的评价——他为人正直敞亮，在生活上“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
研究学者林岗将黄谷柳视为“真正扎根大地写作”的作家中的一员，现实主义精神的驱动，使他们萌生投入“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哪怕经历生死考验也在所不惜。林岗称：“黄谷柳的写作足迹，例如亲赴战场，在战火中构思表现新任务、新世界的作品，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记取。”
专家解读
《虾球传》是联结粤港两地文脉的一把“钥匙”
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黄谷柳的《虾球传》是解放战争时期旅港左翼文坛最重要的创作收获之一，也是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茅盾对《虾球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作品“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虾球传》三部曲的逻辑非常明显，讲述了岭南一名底层儿童，怎样在粤港的历史背景下讨生活，继而成长为一个有革命觉悟的战士。”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傅修海认为，《虾球传》是一部地域色彩浓厚的小说。书中所描写的粤港生活、大量方言俗语的运用，渗透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生活经验、文化氛围，是其他同类型小说无法代替的。
同时，《虾球传》也代表着香港本土通俗文学脱离了长期浸淫的、功利化的市场环境干扰，开始向地方的、历史的、文化的和革命的叙述靠拢。“从近代到当代，粤港地区的革命角色处于不断转化之中，而黄谷柳对此有着相当的把握、高度的概括，才能把地方特色植入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转化为小说在红色文艺、地域文学上兼具的代表性。”傅修海说。
傅修海进一步分析，《虾球传》是粤港地区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学缩影”，通过“虾球”的转变，呈现粤港地区在现代史潮流中的发展变化——用一个人的成长隐喻一个地方的历史进程，恰当地代表了岭南地方文艺和中国红色文艺的结合。 而“虾球”这个人物形象，正是联结粤港两地文脉的一把“钥匙”。
“黄谷柳较早地认识到香港和广东非常密切的、同步生长的地域关系。”傅修海指出，当时在香港“讨生活”的人，大多成长在共同的岭南文化背景下，他们和广东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粤港两地的中下层人民，从情感、历史、文化、生活上是相通的。”
兼具成长小说、地域小说、红色小说三重特征的《虾球传》，回答了“岭南人民如何参与大历史”的问题。傅修海认为，今时今日，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虾球传》仍旧为我们思考地方文艺的重要性，以及文化的统一性、经验的相容性提供了“镜鉴”。
●南方日报记者 黄楚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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