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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英红吃过很多苦。从3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在湾仔要饭，这种生活过了十年。她在两年前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饰演香港女警，在分享参演这部电影的感受时她屡次都激动落泪。彼时，惠英红接受小南专访时说，是艰苦的童年经历触动了她，回想她之前走过的道路，她很渴望有一个标签叫“我是中国人”。
如今再次采访惠英红，她也很骄傲地说，今年3月份她就打了新冠疫苗。“我们国家的东西是优质的东西，我是在香港打的，可是我打的是科兴疫苗哦！”她笑得眉毛挑起。
出道逾四十年，无论在何种语境下，她都早已不再是当年只为填饱肚子而演戏的年轻人了。如果了解惠英红的过往经历，会感慨于她的人生是大写的“不易”。她大红大紫过，被行业冷落过，也被抑郁症折磨过。无数媒体都写过她的“跌宕起伏”的人生，结论，则不约而同指向一个——她用人生的苦难打磨自己的演技，活成了大写的“传奇”。
6月18日，在北京接受小南独家专访时，惠英红可以笑谈过往，回忆那段深陷抑郁症漩涡的经历。采访地的几米开外就是一间影厅，里面放映着电影，时不时有杂音传出，而惠英红在谈话时似乎能形成一个强大的安静场，她在言谈间始终给人历经千帆的平和感。“在一两年前，我意识到hold住美丽有些吃力”，她不再强行守护住她的美丽。她说，真的追不到以前，那就坦然接受，自信优雅地老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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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侦日记》的心理学交流会，是在北京海淀的一间影院内举行，座无虚席。惠英红与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凯文、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积极社会心态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涛展开交流，台下坐着的，除了媒体，还有各大高校的学生。
一开场，惠英红就谈到了过去她患抑郁症的经历，她自白道：“我曾经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在一位同学提到自己有社交恐惧障碍时，惠英红也会很诚恳地拿自己举例，说哪怕出道了四十多年，在这次活动上场前她仍紧张到手心冒汗。
惠英红在许多场合都分享过她的坎坷人生，包括那段患抑郁症的日子。她以“打女”形象出道，22岁就拿到了首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一时间风光无限。但她没把奖杯当回事。毕竟“那时候年轻，生活条件不好，我需要的是能填饱肚子的东西，而不是虚荣的东西。”
后来，因武侠片渐渐被温情片替代，惠英红面临转型困难，35岁那年，她失业了。这成为惠英红患上抑郁的导火索。但她走出来了，用一年多的时间。
她始终给人一种力量感。包括现场的交流活动中，一位同学说，惠英红是支撑她考研的动力。
交流会后，小南在专访惠英红时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她刚刚的那段自白。记者问：“这么多年过去，已经能很坦然地面对那段不愉快的日子了吗？”“那个很久啦！那是11年前！”惠英红摆摆手，她说，在复出之后，她很愿意分享这段经历，“因为我的医生说这只是一个病嘛！以前觉得很丢脸，可是现在没什么好丢脸的。”
接着，惠英红细数亲人为何也不会觉得丢脸。“第一，我爸不在，他老人家没这种压力。第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也觉得，我承受了十多年工作压力，然后被淘汰，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心疼我了。第三，我妈也自身难保，那时候她已经是中期阿尔兹海默症，她在意识上都是模糊的。”她也回想起“做了傻事”之后家人心碎、心疼的表情，她会“觉得很内疚”。
她突然觉悟了。她放下身段认真演戏，凭借精湛的演技，把配角演出主角的气场。
49岁那年，惠英红凭借电影《心魔》中的母亲角色，第二次捧回金像奖奖杯时，她哭成了泪人。她在过去那些年的隐忍与努力，或许透过那一刻得到了情绪的释放。
“后来我想明白了，奖杯其实是靠我的努力得来的，等挣扎后再上来，就更加理解了。”惠英红对小南说。
用一年多的时间战胜抑郁症，这得益于药物治疗，也得益于着她强大的意志力。“我真的觉得我挺厉害的。之前我做过一个4个多小时的手术，医生没有做全麻，手术过程中我嘴巴不停地说了4个多小时。”惠英红说。
自我和解的达成，也离不开惠英红对抑郁症本身的深入了解。虽未进过学堂，但她学习医学，修读了心理科，更考取了协助治疗抑郁症轻微病症的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我不是挂牌去赚这个钱，我学这个东西，对理解自己的问题很有帮助。”惠英红说，有些人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反映到躯体上来可能是肠胃不好，或是心跳加快，如果肠胃、心脏都没查出来问题，有可能就是情绪出了问题。
“我在读心理科的时候很了解了，万一我身体上出现问题，去看了心脏没事，那就可能是我的情绪有了问题。那么我会寻找一些办法来释放压力，譬如把家里搞整洁一点，去菜市场买菜回来煮，都是我摸索出来的办法，我不是一定要煮很多东西，可在这个过程我很舒服，这也是适合我的减压方式。”
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内，她做了大批有轻微病症病人的家访，去跟他们谈话、聊天。她也曾为香港一间非营利机构做过对抗抑郁症的代言。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到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如她那样，走出抑郁症的阴霾。
在《刑侦日记》中，她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杨碧芯刻画得入木三分，上一秒还面带笑容，下一秒就阴狠绝情。
对这部豆瓣评分8.4的高口碑剧，不少网友的留言是为惠英红的实力演技点赞。惠英红也将抑郁症经历融入到表演中，她希望借此剧呼吁大众关注心理健康建设：“我真的希望凭着一部有娱乐性、值得用心看的好的电视剧，告诉大家，精神病并不是一个丢人的、传染人的病。”
遭遇过事业的低谷，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但及时悬崖勒马，在事业上谱写新篇章。惠英红做到了。这位不断战胜自己的勇者也早已不再执着于个人价值最大化。从电影《幸运是我》中的阿尔茨海默病，到《一路瞳行》里的盲人母亲，再到正在热播的这部《刑侦日记》中的精神病患者，她所饰演的角色不乏值得更多人关注的特殊群体。
她希望承担些更有价值的使命。“能用影视的形式来包装，为他们发一些声，让更多人关注这些群体，是很好的事情。我想传递一点力量。”
如果梳理近十年惠英红所出演的影视作品，也能轻易发现，她所饰演的角色，常与“自毁形象”相勾连。她说哪怕两年前，她对荧屏上的形象不再那么美丽，都没有现在这么宽容。
但忽然间，她意识到，护住她的美丽有一些吃力了。在化妆时，她会及时打住，她会对化妆师说：“OK了OK了，我已经够好了。”她告诉自己，没有必要非要追求回到以前的状态，“因为真的追不到了，我会有压力，觉得很不舒服”，“我真的没有办法追到我十年前、八年前那种漂亮的状态。人人都是如此。那倒不如顺其自然。”
61岁的她有自信，可以一直优雅地老去。
从容接受人的衰老这一自然规律，惠英红也想守护住她的健康。她是“打女”出身，那时候武行威亚技术不高，也没绿布，只能靠硬打。
“你看我脸上都已经很多疤，”惠英红在脸上比画着。她的鼻梁也被踢断掉过，现在拍照片她可以很明显看到鼻子的骨头歪得比以前厉害，甚至出现呼吸不太顺畅的情况，“我想再熬个两年，如果真不行就去做个手术。”
据媒体报道，2017年，惠英红拍摄动作片《Mrs. K》时旧伤复发，拍完最后一场戏她就被抬进医院，甚至造成左边膝盖永久残废。后来她在宣传这部影片时明确表示：“以后都不会再拍动作片了。”
惠英红对小南说，接拍《Mrs. K》是为了圆导演何宇恒的心愿，作为文人的他很想拍一部动作片。何宇恒也是电影《心魔》的导演，正是《心魔》这部电影，让惠英红在2010年拿下了人生当中的第二座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惠英红回忆，其实在拍摄《Mrs. K》期间她就受过好几次伤，但在过去，即便她想要保护自己的健康，减少受伤的情况，若人家找过来拍动作片，她也撇不开面子。“我不拍”三个字，她说不出口。
或许是一种讽刺，《Mrs. K》对她膝盖造成的不可修复的创伤，反倒成为一个她公开表态拒绝再拍动作片的“契机”。
“我实在是打不动了，我胆量小了。再去拍，只会比以前更差。我以前那么好，我为什么要砸烂我的招牌？”
出道逾四十载，她笑起来眼角微微显现的细纹，还有身上的疤痕，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当年为“挣钱”入行的“打女”，早就过了“拍戏只是为了挣钱”的阶段。
最近七八年，她突然意识到，是要接受“人生是有限度的”这样一个事实了。
“在有限的生命历程里，如果能做一些成就，把它留下来，让后面的人能看到，也是很好的事。”
因而这也能解释，哪怕被誉为“影视大满贯”，早已被视为“好演技”的代名词，哪怕同龄人尤其是同龄女演员早已淡出演艺圈，惠英红都在不断攀登高峰。
大小荧屏与否，当不当女主角，是不是大制作，大概都不是惠英红接拍某部戏的决定性因素，她更在意的，是这部作品是否更有社会意义，能否让她的人生更有厚度。
南方日报记者 刘长欣 王诗堃 刘奕伶 实习生 南柯鑫 高皓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