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广东新闻7月2日电 (程景伟李曼霞)由广州市文联主办的第四期“学党史 传经典 推新作”读书沙龙系列主题阅读活动日前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举办。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冰茹在活动中称,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她们因投身革命实现了自我。
“五四”时期是个性解放的时代,新文化运动启蒙了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一些女性作家的文学书写成为她们探索自身身份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早期现代文学出现了一大批为女性呼唤性别平等与婚恋自由的作品。
然而,当时的社会并未为这种平等、自由提供物质与制度条件。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庐隐《何处是归程》、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深刻表现了在平等自由的梦幻之下女性的艰难处境。
一些女性作家自觉地将目光转向如火如荼的民族革命。郭冰茹以女作家丁玲为例,分析了其创作转型的各项动因。首先,上世纪30年代,丁玲身边聚集了胡也频、瞿秋白、冯雪峰等“左联”人士,一日日耳濡目染,革命意识不断生长;其次,在创作上,“继续写莎菲式的苦闷只能越写越乏力”,她迫切需要全新的主题实现自我超越;最后,这种转型更是与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密不可分。
郭冰茹引用大连大学李小江教授的论述总结道:“中国知识妇女的觉醒多半起于民族革命,而不是妇女解放,其民族意识先于并远远高于女性意识和个人意识。由此进一步鲜明了中国妇女解放的特点:不仅在女性意识中深嵌‘阶级’,更是与‘民族’‘国家’紧密纠缠在一起,将战争和革命印记写遍几代人的女性人生。”
郭冰茹认为,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中,这些投身革命的女性将革命视为自我实现的道路,勇敢求索,不断获得自身主体性的确证,经战火洗礼,最终建立了自身与革命的同构关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