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奥运赛场,比拼的不止是体育水平,更是国力!”这几天,一些别国奥运选手的故事击中了国人的泪点,让众多观众在社交平台发出这样的感慨。
7月31日,东京奥运会96公斤级举重项目赛后,举重运动员西奥多罗斯·亚科维迪斯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自己的悲惨遭遇,不禁流下了心酸的泪水。他表示,由于经济困难,他不得不停止举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
亚科维迪斯来自希腊,曾代表希腊参加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又陆续参加了2016、2018、2019、2021年欧锦赛等大型国际赛事。这是他第二次踏入奥运会的赛场,并在男子96公斤级比赛中取得第11名。
他在采访中提到,“我的运动生涯,除了每月从希腊体育联合会领取200欧元(约合1533元人民币)为参赛做准备,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物理治疗师知道亚科维迪斯生活拮据,因此免费为他治疗,但他无法接受白做理疗的事实,只能放弃这项治疗。有时,因为不能支付汽车燃油的费用,他常常只能靠步行出行。说到动情处,亚科维迪斯掩面痛哭,令人心酸。
亚科维迪斯并不是唯一一个面临经济困难的举重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乌干达举重运动员朱利叶斯·塞奇托莱科趁着夜色从日本的宿舍失踪,他只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乌干达生活困苦,想留在日本打工”。4天后,日本警方找到了塞奇托莱科,但他一再向日本警方提出申请合法难民身份的请求。
因家中生活拮据,塞奇托莱科在出国前就已经拖欠了4个月的房租。得知塞奇托莱科在日本失踪的消息后,房东将塞奇托莱科怀孕5个月的妻子赶了出门。在备赛期间,为了达到举重运动员应有的体型,塞奇托莱科不得不向人借钱购买蛋白粉。与乌干达大使馆交流后,塞奇托莱科于7月21日回国,但回国后立刻被乌干达警方拘留。
有人因贫困而退出奥运会,也有人因贫困而高龄参加运动会。
7月25日,东京奥运女子体操资格赛,当大屏幕上打出14.166分的成绩后,46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名将丘索维金娜排名十一名,无缘跳马决赛。这意味着,丘索维金娜正式结束了她的体操生涯。东京奥运会,是丘索维金娜参加的第八届奥运会。当她完成最后一跳,东京有明体操馆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场裁判、运动员纷纷起立向这位46岁老将致敬。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因伤病原因,丘索维金娜提前退役。2002年,丘索维金娜的儿子患上白血病。一枚世锦赛的金牌就意味着3000欧元的奖金,为了筹钱为孩子治病,丘索维金娜不得不变卖家产、重拾旧业,赚取比赛奖金供儿子治病。
为了更好的训练条件和孩子的医疗条件,2006年,丘索维金娜加入德国国籍,代表德国体操队参加了2008年与2012年奥运会。在北京奥运会上,33岁的丘索维金娜帮助德国队取得了62年来的首枚体操银牌。但也因此,丘索维金娜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
在儿子病愈后,2013年,丘索维金娜申请恢复乌兹别克斯坦国籍,这一次,她为自己而战,为祖国而战。2016年,41岁的丘索维金娜站上了里约奥运会的赛场,而通常竞技的选手才与她的儿子年龄相仿。最终,丘索维金娜在跳马项目中获得第五名。一代传奇落幕了,但是坚持不懈的体育精神却长存后辈心中。
7月31日,东京奥运田径男子800米预赛,詹姆斯·尼昂·奇恩杰克与其他选手发生碰撞,摔倒在地。他迅速爬起身,竭尽全力跑完了全程,冲过终点线后趴在地上掩面痛哭。
29岁的奇恩杰克来自南苏丹,是难民代表团的一员。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讲着不同的语言,但他们却有着同样的奥运梦想和奥运精神,代表着身后的千万名难民。
2016年里约奥运会,国际奥委会第一次组建难民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团共计29名运动员参加12个项目的比赛。在他们中,有在逃难途中船只故障,在生死关头边游泳边推着小船前行的游泳运动员尤丝拉·马尔迪尼;有背井离乡4年,只能在难民营里落脚训练,无法回国见去世母亲最后一面的跆拳道运动员阿卜杜拉·赛迪奇……
身处战乱中,也许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也许为了挚爱的奥运梦想,也许为了证明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他们登上奥运赛场,让人感慨不已。
没有人比我们对这些选手的遭遇更能共情了:1932年,我国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孤身一人漂泊20多天,远赴万里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结束后,刘长春因路费不够,而无法回国,后来是在当地华侨的捐助下,才回到了祖国。当时《大公报》写道:“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
我们做到了!89年后,2021年东京奥运会,有十几个国家参赛人员只有数人,而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为777人。和运动员人数一起增长的,还有我国的经济水平和国家实力。“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正如网友们所说的,“富起来真好,强起来真的有用”,奥运会是运动员实力的比拼,更是国家实力的比拼。
【记者】项仙君 实习生 魏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