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信息港4年前，一飞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进入某家头部培训机构工作，从专职教师到产品内容官，他在教培行业既得到了成长，又收获了教师的成就感。
5月2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8月3日，广东省教育厅发文明确不再新批学科类培训机构，假日假期不组织学科类培训。
政策逐渐收窄，气氛一点点紧张起来：
对行业来说，这是一次转型的挑战，但剥离了学科类培训业务的机构，充满未知数；
对家长来说，这是一次心理的较量，习惯了在校外给孩子“补餐”，怎么适应新的教育生态；
对政府来说，这是一场治理的行动，去掉教培机构“虚火”的同时，也要强化校内产品的供给。
每一家培训机构，都在摸索合适的生存之道。但无可否认的是，一到升学关键节点，家长学生的培训需求可能又被激发出来。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广州中学名誉校长吴颖民说，教培机构治理的同时，建议增加普通高中学位，让普高竞争不那么激烈，并在职业教育中进一步提高科学文化课的比重。
中国基础教育，开始有了新生态。但如何实现缓解万千家长的教育焦虑，漫长征程才刚刚开始。
◎焦虑在缓解
原本淡定的梁宁还是坐不住了。
今年秋季，儿子乐乐即将上一年级，她原本计划给孩子一个快乐暑假，但偶尔一天，她在家长群听说，其他孩子已预习二年级课程。因担心孩子未来跟不上进度，马上给他报了一对一拼音课程，每天9时上课，11时下课，16时去上写字班，晚上完成当天作业。
这是一个6岁孩子的暑假生活，提前面对学业压力。复盘时，梁宁还是有些惭愧，又有些无奈，“老师上课提问时，其他孩子都踊跃回答，孩子答不上，怎么办？”
得知“双减”政策后，梁宁松了一口气。她说，儿子读的是住宿类学校，学生周中不会去补课，“大家都接受校内教育，太好了”。
几乎所有人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但一到孩子升学的关键节点，家长还是存在焦虑。
“小升初”家长谭心认为，目前升学摇号不确定性太大，想要稳妥升学，有能力有条件的家庭就会拼尽全力，让孩子在接受校内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加餐”。
或许有人会刹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停下来。中考后的第一天，甘璐就开始上一对一课程，提前学习高中知识，“就是怕自己开学后会跟不上进度”。
事实上，这个暑期，由于学科类培训减少，但在部分地区一对一家教市场已悄然升温。一名头部机构的招生负责人表示，目前部分一对一的秋季课程几乎报满，家长已经排队等候。
甘璐的补课老师来自培训机构，曾经给她上过课。由于机构一对一学费收费贵，她不得不私下约老师，偷偷上课，费用几乎减半。
培训由地上转为地下，家长的焦虑不减反增。不同于机构培训，家长获取家教信息的方式更隐蔽，基本上是靠熟人推荐。由于透明度低，在第一次上课前，家长对老师了解不多。这意味着，家长要付出更高成本才能找到合适家教。
“如果人人都去请家教，相当于大家都没请。”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表示，这不仅加重了孩子的学习负担，浪费了家庭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还带来了教育效率的下降。
上不起培训班的学生，也是政策的真正受惠者。靖靖是一名初二年级学生，在一所重点中学读初二，他只上过几节免费课程，毕竟一节课几百块的支出对他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现在与同学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他说，“更公平了，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开始探索转型
走到十字路口的教培机构，要么遵循政策要求，调整学科类上课时间，要么调整主营业务比例，在市场上谋求生存。
K12是教培行业的重中之重，学科类培训更是占据了机构的“大头”，各地开展抓“补”行动后，多家培训机构做出了新的调整，将秋季班原在周末开展的课程调整到周中进行。
上课时间调整，“小升初”家长谭心直言不会去买单，不会考虑让孩子周中去上课，因为会打乱孩子平日里的生活节奏。
在南方+走访的机构中，有部分机构仍在观望，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未收到秋季班级的信息，要等统一安排。
有机构负责人表示，“禁补令”针对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高中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补习。这意味着，未来在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赛道上，竞争或许会集中在高中生。
素质教育、课后托管、职业教育……面对生存压力，不同机构有不一样的选择。
目前，高途明确转型职教，已将K12团队人员减少，并向家长退费，新东方、好未来、作业帮等机构，虽有业务扩展，但没有大幅转向动作。
尽管非学科类是一种鼓励的方向，但对于业界人士来说，这不是一种容易走的道路。一飞表示，非学科教育很难做到标准化，提升了课程设计和效果评估的难度。
对于一些已经适应学科类教学的老师来讲，很难适应非学科类教学内容和方式，“如果要转型，意味着我要重新组建团队，什么都得重新再来，那我原有的团队就得辞退了。”一名机构负责人说。
尽管教育部已发文明确规定了学科类与非学科类的范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说，在实际操作上，学科与非学科之间界限有时还是比较模糊。
在记者获取的一份课程表中，学而思推出了英语戏剧课、语文课后阅读课等课程，供家长进一步选择；精锐教育则是将语文和数学作为一个载体，培养孩子思维能力，“我们属于素质教育，不是学科类，我们是为了培养小朋友的思维能力，不是说单纯帮你提升分数，不属于学科教育。”一名工作人员称。
不久前，上海出台了文件，从目的、内容、方式与评价上进一步细化两者范围，学科类机构转型和做素质类培训——要以体验式、探究式、项目式、综合性学习为主要方式，以身体性、实践性、创造性等活动为主要过程，以教师指导，学生实践探索为主要形式。
“上海做法给教培机构转型指路。”储朝晖说。
一名头部机构中层人员莉莉说，在班级数量砍半的情况下，场地租金和人员支出成本还是不变，这对中小机构的现金流提出了考验，“周末不开课，但物业不会说，周末免场地租金。”
◎教师要“瘦身”
教培从业者，有人在离开，有人在坚守。
杨扬是某家头部培训机构的一名高中生物老师。每年暑期，他至少要带4次夏令营，每一期10天，每天要上6-9个小时课。尽管工作强度大，但暑期的课时费收入占了他一年收入的“大头”。
在国家提出了“假日假期不得组织学科类培训”要求后，不少机构老师上课量陡然下降，部分名气不大，生源少的老师面临“砍班”的风险，收入直接“腰斩”。
一名教培机构的人说，因为现在开班少了，所以基本不储备新老师，先把内部教师消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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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者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他们之中，有些是跳槽到民办高中，有些选择出去单干，有的是直接离开行业，“因为看不到希望”。
“基本上是新老师走。”一飞说，最意外的是头部教师的离开，很多家长报班都报不上，但在几天前，她竟然递交了辞职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做老师。
也有人跟一飞提议，出来合伙单干，反正“不差生源”。但谨慎的他认为，在一个政策不明朗时期，脱离机构就无依无靠，就业风险极高。
其实，政策对头部教师影响不大。一飞说，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当别人都砍班的时候，我的班还是正常的”。现在，摆在他面前是如何调适自己工作节奏，跟公司共同进退。
跟很多人一样，刚入行时，他曾对“续班率”等指标产生了抗拒感，总有“卖课”的厌烦心理，但慢慢地，他的课越上越好，家长学生愿意报名，他就不需要去刻意销售。
一飞打心眼里热爱这一份职业，不仅是因为这里有完整的绩效考核体系，凭能力就能得到了好待遇，更是因为他喜欢看着学生在自己帮助下一点点进步。
“行业一旦做大了，招的人多了，会进来一些鱼龙混杂的人。”一飞承认，校外培训市场太大，所有人想分一杯羹，把教育当成一个赚钱工具，有些过分老师，看到孩子没续班，就会踢到另外一个老师班上，“我根本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培训机构会倒，但是教育不会倒。”一飞说，铁拳治理之下，行业会净化，最后那些真正喜爱教育的人还是会留下，不是很好吗？
◎回归主战场
资本涌入教育行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培训机构持续贩卖焦虑，通过超前教学，不断刺激家长“抢跑”“内卷”，最终导致了教育生态的恶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张志勇评论，实施“双减”政策，不仅是对我国教育格局的重大调整，更是教育观念的大变革。一是对公益属性的坚守，二是对教育观念的纠偏。
校外培训机构、学校和家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三者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如今，中国正在进行一场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的是更强调学校作为教育主战场的作用，提高公立学校的效能，让学生在学校就能“吃饱吃好”。
7月26日，广东省教育厅明确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我省义务教育各级各类学校要做到课后服务两个“全覆盖”——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义务教育学校将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每周课后服务5天，每天下午至少2学时。
有教育专家指出，目前课后延时服务以及其他服务举措就是争夺教育主战场的做法，复杂的是，抓住了主战场，孩子在学校时间增加了。所以，对课后托管服务，广东划清了红线——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集体补课或讲新课，同时鼓励与素质拓展服务相结合，开发设置丰富多彩的文艺、体育、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
广州更是成为全国8座试点城市之一，鼓励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
华南理工大学教师谢勇分析，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的过程中，有力的大手正在重新塑造中国社会，教育自然也在其中。对于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主体——学校而言，以后要承担的责任不再是单向度的，未来政府加大投入，考核指标会更丰富，提供更多社会服务供给就顺理成章。
“教培产业，融入这一格局，与学校合作形成新的生态，已是生死攸关的转型。”谢勇撰文写道。
这一次，国家治理校外培训是真正下了决心。8月15日，北京市教委联合市公安局等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进行检查，发现了两所机构在节假日进行学科类培训，马上进行通报，严肃查处违规行为。
一直以来，孩子处于基础教育的家长有两大焦虑——孩子能否上示范性高中，还是会被分流到普通职校，于是，中考就成为了分水岭。对此，吴颖民说，政府能否增加普通高中学位，让普高竞争不那么激烈，或者是在职业教育中进一步提高科学文化课的比重，这些都是下一步应该思考的问题。
单纯增加供给并非真正的解决之道，谢勇表示，在过去的一些年月，社会已形成了一种误解——只要是顶尖名校的毕业生就能获得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所以合理稳定的分流、加大职业教育等举措，可能才是更靠谱的举措。
不管怎么说，“双减”政策出台给了“鸡娃”家长梁宁一段冷静期。
梁宁说，“双减”绝非是“躺平”，而是让家长和孩子从无序的竞争中解放出来，毕竟对孩子来说，分数不是人生的全部，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是一生的命题。
（一飞、梁宁、谭心、莉莉、靖靖、甘璐、乐乐均为化名）
南方日报记者 黄锦辉 实习生 易晴 杨婉馨 龚铭
策划：吴少敏 伍青 何雪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