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琶洲：渔村旧改变身中央商务区

“广州终于入冬了！”2020年12月21日上午10点许，开朗健谈的广州琶洲村民徐老汉从地铁8号线万胜围站出来，搓着一双宽厚的大手不停地说，刚从三舅那边喝了早茶返家。以前去他那要半天，抓的活鱼到那都臭了……

改造前的琶洲村。

从打鱼种地再到种楼

建于明代的琶洲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南端，因地处珠江要道，形似琵琶，而被人们称之为琶洲村或“会城水口”。据悉，至今耸立在村西的“琶洲塔”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有“琶洲砥柱”的美誉。

“过去上广州叫进城。”今年73岁的徐老汉是土生土长的琶洲村人，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琶洲村是广州城区的远郊，交通十分不便，进广州不仅要划船走水路，来回还要耽误一天时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州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近郊城镇、厂房和村庄逐步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并与城市的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要求产生了相当大的矛盾。远郊的琶洲村也成了外来务工人员安身的“香饽饽”，“村民热情厚道，房租价格合理”，使得外乡人突然大增起来。

改造后的琶洲村牌坊。祝桂峰摄

“打鱼、种地都不如种楼来钱快！”随着租客大量涌入，不少村民纷纷开始在原来房子的基础上加层盖屋，用来出租。当年，徐老汉把自家的房子加高到两层，一层住自家人，2层租出去。两年后，再将原住房加高一层半，把一楼房间改成两个门面出租，自己一家住到二楼，同时把三、四、五楼共10间房间出租，每月有几千元收入。

1998年，广交会选址定在了琶洲，部分村民利用政府发放的人均20万元征地补偿金，盖起了鳞次栉比的出租屋楼房。随着琶洲村的房屋像禾苗一样嗖嗖往上蹿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整片村子，“握手楼”“一线天”遍布，环境卫生脏乱差、安全隐患极大，成了琶洲村的代名词。

“以前的房子盖得实在太密了。”徐老汉毫不掩饰，当年空气和采光都很差，地上脏水遍地，巷道要侧着身子通过，连儿女们也纷纷“逃离”城中村,另择新址生活居住。

琶洲地区已成为广州城市创新战略布局的中心。祝桂峰摄

琶洲模式成旧改样本

2008年，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关于“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统一部署下，广州市把琶洲村列入2010年亚运会前必须改造的九条城中村之一，改造范围75.76万平方米，拆迁改造规模为广州第一。

“琶洲是广州第一个企业主导改造，且改造又快又好的城中村。”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海珠区分局刘晓娅，见证了琶洲村从旧村庄变身中央商务区的整个过程。2008年大学毕业，她从安徽合肥老家来到广州这片热土，第一份工作就在琶洲村地段；2010年进入海珠区分局工作，从琶洲村地块招拍挂，到首批回迁安置房提前封顶，再到2014年整村回迁，几年间深深感受到旧改的速度和变化。

俯瞰琶洲村新貌。祝桂峰摄

“企业（保利）短短四年，从动迁到回迁，和政府一路绿灯离不开。”暨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刚介绍，琶洲村改造地块的出让明显有香港“勾地”制度的特点，就是开发商看好了有改造意向的地块，再由政府组织出让，“为琶洲村量身而作的开发商主导开发模式是政府的一次全新的尝试”。

他解释，由政府全程指导、投资资金改造的猎德村成功后，开始尝试让开发商进场承担旧改大任。琶洲始终在依法与和谐、在市场与法制、在集体与个体中探索前行，形成的“村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旧改模式，大大提升了城市形象和区域配套，为广州多添了一个旧改的范本。

据统计，在广州市10年完成猎德、林和、杨箕、琶洲、潭村5条旧村改造对比中，琶洲村以总计38分位列5条村之首，其中人居舒适度、改造推进度、教育提升度、村改收益度、文化保育度五个维度均排名第一。

改造后的琶洲村。

守住老根融入新生活

青砖灰瓦、雕龙画凤、古色古香，坐落于琶洲新村牌坊门口的古建筑群，似乎与周围的繁华璀璨、高楼耸立、车水马龙，显现出截然不同的安静和肃穆，也好似一幅奇妙的中国画，对比强烈，特色鲜明。

“这是我们的根。”琶洲村有郑氏和徐氏两大家族组成。郑大明是双胞胎，20多年前，奶奶在租房客中，发现一位四川籍的女大学生聪慧勤奋，于是和爷爷商量，娶回家中与大明的父亲结为百年好合，“感谢旧改活化了古建筑，又留住了乡愁记忆”。

如今的琶洲，以会展经济为中心，高档住宅、311米超甲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地铁上盖大型商场、学校、医院、养老等高端业态如雨后春笋冒出，昔日远郊的小渔村，已蜕变为坐拥广州“金三角——珠江新城、金融城、琶洲”的新兴宜居圈。

2015年开始，琶洲先后吸引了20多座总部办公大厦、40多家五百强企业进驻，企业计划总投资迁千亿元。“会展经济”和“总部基地”的双擎驱动，加上高品质的城市综合体配套，令琶洲地区近年来渐渐成为广州城市创新战略布局的中心，是广州市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琶洲核心区，也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新经济能量的爆发地。

如今的琶洲天幕塔区域成为高端产业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