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信息港20日，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上，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是否可以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谜题？
更清晰了解祭祀区的空间格局
1986年，三星堆遗址1号坑与2号坑完成抢救性发掘，本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考古工作者很快对遗址实行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之后考古工作者一直在研究两个坑的资料，文物修复、筹建博物馆等相关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除了祭祀坑，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城址、墓葬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为此，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与四川省组织实施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重启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
据介绍，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祭祀坑”，现已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精美牙雕残件等重要文物500余件。跟1986年发掘的1、2号坑相比，6座“祭祀坑”的形制与方向相似，出土文物类似。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介绍，此次新发现的6个器物坑与1986年发掘的两个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墙与南城墙之间的三星堆台地东部，周围还分布着与祭祀活动有关的圆形小坑、矩形沟槽和大型沟槽式建筑。这意味着过去根据两个坑的出土文物及相关考古所形成的观点都要接受新的检验与挑战。
参与3号坑发掘的上海大学教授徐坚介绍，1、2号坑发掘了大量前所未见的青铜器、金器和玉石器，改写了人们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和特色的认识，但两座器物坑也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此次发掘的3号坑内，器物的丰富程度不亚于2号坑，但是在器类、器形和组合上又独具特色，说明器物坑不是特殊事件的结果，三星堆的仪式活动持久而多元。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认为，和30多年前的发掘相比，此次发掘不再仅仅满足于静态意义上的文物，而是利用种种技术手段和理论模型，动态复原埋藏过程，从而能够对祭祀区的空间格局有清晰了解。
加深对成都平原与其周边文化关系的认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为，这次新发现将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文化关系的认知，有助于解决学界对三星堆文化以及“祭祀坑”性质、文化内涵、断代研究等关键性的问题。
此次发掘中，3号坑出土了眼部有彩绘的铜头像、巨大的青铜面具、顶尊跪坐人像、青铜神树等青铜器，尤其引人注目。此次还出土了百余根象牙，其中一部分被火烧过，多数与青铜器、玉器一起埋葬。
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暘介绍，考古团队在4号坑的灰烬层面和3号坑的青铜器表面都发现了丝绸的遗迹，“最高级的丝绸用于祭祀，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里发现丝绸，说明丝绸一开始并非用于制作日常衣物，而是用在隆重场合。出土的青铜神树上面有桑树，青铜兵器上可以看到蚕纹，一些青铜壶上也有采桑图，这一切都支持了在三星堆发现丝绸的合理性。”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施劲松说：“一个遗址的祭祀区不是孤立存在的，生产这些器物的作坊在哪，器物在掩埋前是否正常使用，资源与技术是如何掌握的……此次新发现的器物坑，使我们有可能对整片区域的相关研究重新思考。”
武汉大学教授张昌平是青铜器研究专家，他认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体现了三个层面的文化。一是以青铜面具、青铜神树为代表的本地特征；二是以玉戈、牙璋等为代表的夏商文化的影响；三是三星堆在吸收中原青铜技术的同时进行自我创新，比如器形是中原的尊、罍，但风格装饰明显与长江中下游有密切联系。文化上的认同可以突破距离的限制，文化传播、交流的路线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些年，考古学家一直在对三星堆城址、墓葬进行勘探，找到了比三星堆文化更早的桂圆桥文化和宝墩文化，也找到了晚于三星堆的十二桥文化，建立起这片区域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漫长岁月的文化序列。
建立考古舱、多学科合作，实现考古新尝试
精美文物的发掘不能脱离考古的第一现场。全面记录考古发现的第一现场，科学采集每一种样本，尽可能地避免干扰或者污染第一现场，决定了考古的学术价值与考古成果的科学性。这也是此次考古发掘中建立考古舱的意义所在。
雷雨介绍，与1986年相比，此次考古是把先进的实验室等搬到田野考古现场的新尝试，具有里程碑意义。恒温恒湿的考古大棚、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文物应急保护平台、可以远程传输数据的专家会诊室、考古工作全程记录系统、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统、工作视频记录系统……技术保障使得发掘与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成为可能。
考古舱中设立了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备了低温保湿柜、生物低温采样箱等设备，可对出土的角骨蚌牙、纺织品、漆木器开展应急保护。在5号坑采集的象牙样本要接受记录检测和扫描，在放大镜下能够看清美丽的回形纹饰。还设立了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配有离子色谱、整体提取设备，可对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和陶器进行应急保护。
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三星堆古城、月亮湾小城、仓包包小城、青关山大型建筑基址、仁胜村墓地等重要遗迹，不断明确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结构布局。宋新潮说：“‘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一直强调集中优势力量攻关重大问题，30多年间，学界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从未停止，也提出很多疑问、展开很多讨论。如今，我们对于成都平原的历史了解得比过去清楚，学术准备和技术准备很充分，多学科合作能够组织起来，我们也欢迎国外考古人来加入，共同研究充满挑战又随时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三星堆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