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信息港近日，各地“七人普”数据陆续公布。读+君整理数据发现，从2010年到2020年，珠三角和港澳共增长人口近2200万人，长三角的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人口增加超过1800万人，合计土地面积还不足全国的3%的两块区域，人口增量却达到了全国的55%。
前往沿海湾区，仿佛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拿粤港澳大湾区来说，从金山软件、健力宝到格力、TCL，从华为、步步高到比亚迪、小鹏……一代代创新、创业、创富的故事在这块宝地不断上演。
为什么沿海湾区会成为大家眼中的“香饽饽”？下面这三个“故事”里也许有你想要的答案。
大湾区的人口故事：
不仅人多还“年少有为”
要衡量大湾区的实力，首先得从城市人口说起。
10年间，深圳人口增加714万人，广州人口增加接近600万人，远超北京和上海，都奔着2000万的超级城市而去，一线城市的地位更加巩固。
2021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南方日报记者 鲁力 朱洪波 摄
东莞则首次跨过千万人口大关，人口增加225万人，成为新一座超大城市。佛山紧随其后，增加230万人。此外，经受风波的香港，10年人口增加近40万人，澳门虽然人口增量只有13万，但是增幅却达到了24%，与东莞相当。
东莞城区。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 摄
要知道，这些增量的可都是常住人口，也就是说至少要在城市里定居半年以上，得有固定住所、有固定工作、有固定收入。
常住人口增加带来的优势可不少。努力工作可以提高生产力，而衣食住行的需求则可以带动更多消费，让城市里经济循环的雪球越滚越大。
深圳市区。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摄
有人说看人口不仅要看总量和增量，还要看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年龄。
没问题，这两项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强项。
从年龄来看，深圳人口中，60岁及以上只占5.36%，广州11.41%，珠海10.00%，佛山10.52%……都低于全省、全国均值。
特别是深圳、珠海、东莞、惠州和中山这五座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都不到7%，按照国际通行判断标准，尚未步入老龄化社会，还属于正儿八经的“年轻人”城市。
东莞一高新技术企业的自动化生产车间内，技术人员操作仪器生产。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 摄
从受教育程度看，广州的高校规模与质量全省首位、全国前列，深圳、珠海一方面吸纳全国乃至全球人才，一方面加速建设高水准大专院校，其人口素质之高、学历之高，在国内都属于优等生。
以深圳为例，每10个人中就有2.9个大学毕业，广州为2.7，珠海为2.6。这一数据的全国平均数为1.55。
高素质人口人才的汇聚，一方面显示大湾区的机会多，另一方面本身就是不可限量的财富。
华南师范大学举行2020年学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南方日报记者 李细华 摄
大湾区的企业家故事：
从“打工仔女”到跻身富豪榜前列
今年“五一”期间，香港首富短暂换人。
宁德时代董事局主席曾毓群身家345亿美元，一举超过了香港传奇富豪李嘉诚和李兆基，跻身香港首富。
曾毓群
曾毓群不是广东人，但他的创富故事却是在大湾区里发芽生长。
1991年，曾毓群放弃了在福建的国企工作，选择来到东莞新科电子厂，经过十年一线打拼后，他成为了公司最年轻的工程总监。随后他参与组建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在香港注册成立，并在广东东莞成立了首家工厂。
2007年我国开始扶持新能源汽车行业时，曾毓群察觉到了车载电池的巨大市场潜力。于是在他的主导下，ATL成立了动力电池部门，进行车载动力电池及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开发，并很快独立出去，宁德时代就此成立。
2017年到2019年，宁德时代坐上了全球新能源动力电池第一的宝座。2020年起随着电动汽车需求的不断升温，宁德时代的股价升幅累积达230%。
当曾毓群在东莞车间里钻研电池技术时，同一时期，21岁的王来春来到深圳，初中毕业的她成为富士康在内地的首批工人，并很快成长成为掌管上千人的课长。
1999年，王来春与哥哥王来胜出资购买香港立讯公司，干起跟富士康一样的老本行业务：研发、生产、销售各种电子连接线、连接器。
立讯精密借助与富士康和苹果的合作关系迅速崛起，特别是赢得无线耳机“AirPods”的生产订单，让王来春这位曾经的深圳“打工妹”，登上了中国富豪榜。
王来春。南方日报记者 朱洪波 摄
像曾毓群和王来春这样的企业家绝不是个例，通过技术钻研走上管理岗位，借助制造基础和产业链优势，抓住机遇另立门户，融入全球产业大潮，加上深圳的金融市场、香港的国际贸易优势等提供的丰富养料，在个人财富狂飙突进的同时，也打造出一个个极具产业竞争力的企业。
回顾他们的创富故事可以看到，每一步都与时代变化如此契合，与大湾区发展如此合拍。
这样的故事，也只有在珠三角、在粤港澳大湾区才能如此顺畅地演绎。似乎，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每一步又都镌刻着奋斗的因子。
大湾区的未来故事：
以前人跟着产业走，以后资本跟人走
人在空间上的迁移、产业在空间上的变迁是决定一个区域未来发展的两股关键性力量。
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张国华认为，如今，这两股力量的发展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工业文明时期，是人跟着产业走，建工业区建厂房，产业工人就跟着来了。但在绿色生态文明和知识经济时代，产业和资本跟着人才走，人才跟着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走。
如今，大湾区各城市无论是兴建高校、绿道，还是轨道交通和世界级航空、港口组成的超级交通网络，都是对这一趋势的主动回应。
北京大学科技开发部前部长陈东敏亲自参与了松山湖材料实验室与松山湖科学城的建设，他对广东创新发展有着切身体会，“广东科研创新的总体态势很好，接连成立、建设了多批省级实验室，科研经费投入也排在中国前列。”
松山湖国际创新创业社区。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 黄政正 摄
松山湖实验室正在探索建设联合工程中心，“最大的特点是大家不再围绕申请研究课题转，而是各方共同制定工程任务书，协同研究将创新型产品快速带到市场，” 陈东敏介绍，这样可以让科学家专心投身科技研发，让产业各方在后续环节降低制造成本。
东莞的制造优势，不仅托起企业家的创业之路，也正在支撑创新转化的更多可能。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分子材料研究团队研发人员在实验。南方日报记者 孙俊杰 摄
放眼世界，粤港澳大湾区处在环太平洋和环印度洋贸易圈的枢纽位置，在集聚创新要素、辐射带动周边上拥有极佳机遇。如果说在刚刚过去的40多年，大湾区的城市更多的是单向融入全球化的进程，那么在下一个40年，它们要做的是从“跟随者”化身为“领跑者”，真正走到全球化的中心，在全球经济网络中占据枢纽地位。
东风来了，时代变了。
【话题研究员】王彪 陈明诗 实习生林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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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郑佳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