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江信息港“9·11”恐袭事件发生20年了。
20年过去，美国纽约双子塔的烈火浓烟仿佛仍在眼前，恐怖主义的阴霾依旧笼罩在世界上空。20年间，美国的“反恐”进程“把阿富汗政权从塔利班换成塔利班”，这种颇具反讽意味的“轮回”，宣告了美国所谓“反恐战争”的失败。
“美式反恐”为何越反越恐？自诩为“正义之师”的美国为何没给世界带来和平与安全？在“9·11”事件2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国际问题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
“9·11”事件为何发生？20年间，美国内政外交发生哪些变化？
2001年9月11日上午，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向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另一组劫机者迫使第三架民航客机撞入华盛顿五角大楼，造成2977名平民遇难及19名劫机者死亡，美国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这是美国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灾难。2001年10月7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阿富汗战争。
李海东：“9·11”事件的发生基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美国没有处理好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多年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总体而言是“一边倒”地偏袒以色列，导致其与伊斯兰国家关系持久紧张，中东地区的诸多宗教极端主义者更是对美国充满仇恨。二是美国没有处理好自身问题。尽管美国已经拥有十分发达的情报系统，但20世纪90年代其整体安全情报和外交资源主要用于筹划如何与其他大国开展大国地缘政治对抗，并未足够重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直接威胁的伊斯兰世界中存在的极端主义者。美国情报系统误导了决策者，使其出现重大政策失误。“9·11”事件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
有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策划“9·11”事件的“基地”组织正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遏制苏联，美国在阿富汗大力支持伊斯兰世界中的反苏力量，其中就包括“基地”组织。由于美国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和判断，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李伟：“9·11”事件给美国造成巨大打击，并对其国家安全观念产生极大冲击。在此之前，美国认为对其构成威胁的对手以国家行为体为主，但“9·11”事件表明，作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基地”组织，也能对美国造成几乎致命性的打击。
之后一段时期，美国整体国内政策围绕“反恐”进行。例如，“9·11”事件发生不久，美国以“反恐”名义颁布了《爱国者法案》。同时，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改组，包括成立国土安全部、设立国家反恐中心等，并在一定时期内修改了与留学、移民相关的一系列政策。
在外交领域，美国从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采取以“反恐”立场划分敌友的对外政策，即谁支持美国“反恐”，谁就是美国的朋友，反之就是美国的敌人。
“9·11”事件后，美国给国际社会造成最大影响的举措是发动了两场所谓“反恐”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孙德刚：“9·11”事件发生以来的20年间，美国对外战略发生多次重大转变。事件发生后至2011年的10年间，美国相继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对外战略重心从大国博弈转向“反恐”。从2011年至2021年的10年间，“反恐”和大国博弈同时处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随着美国正式结束20年阿富汗战争，其对外战略重心回归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
在所谓“反恐”方面，美国主要采取以下举措：一是以政权更迭为目的组建“志愿者联盟”，发动阿富汗战争，并纠集一拨“小兄弟”发动伊拉克战争；二是发起“反跨国恐怖主义论坛”，并把打击反美力量一并纳入“反恐”行动之中，给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贴标签”，将其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三是将高科技应用于“反恐”行动，在中东、中亚等地区建立多个无人机基地，对恐怖分子进行定点清除。
所谓“反恐战争”为何惨淡收场？美国“反恐”政策出了哪些问题？
据外媒报道，美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发布报告显示，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的预算成本和未来债务总额，“以当前美元计算约为8万亿美元”；此外，约92.9万人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丧生。
然而，无数的金钱和死亡并未换来美国人期待的和平与安宁。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民调显示，近七成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未能在阿富汗实现目标。
李伟：美国摧毁“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后，其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步入歧途。一方面美国以“反恐”为名“夹带私货”。2003年，在发动阿富汗战争仅两年后，美国为了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捏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虚假情报，悍然发动伊拉克战争，其根本目的是在中东国家推行“美式民主”。最终，事与愿违，反而在伊拉克催生了另一个新的国际恐怖势力——“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另一方面，2011年击毙本·拉登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便只有“反恐”之名，而无“反恐”之实。此后10年，美国的对手不再是恐怖组织，而是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其目的是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而这一政权并不符合阿富汗的整体国家利益。
美国看似高举“反恐”旗帜，实质却在不断制造新的恐怖主义，并使恐怖主义发展蔓延的土壤更加肥沃，恐怖活动日益猖獗。
孙德刚：美国的“反恐”政策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没有弄清恐怖主义具有多重根源，如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极端化、社会层面的族群对立和分裂主义、经济层面的贫穷导致极端分子铤而走险，而是简单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引发新的矛盾。
二是错误地认为民主是根治恐怖主义的良方，将二战后对日本、德国的民主化改造用于伊斯兰国家，企图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打造“民主样本”，结果出现“水土不服”。同时，美国简单地将民主治理等同于民主选举，导致这些国家在选举中以部落、教派、族群等划线、抱团，原有的国家认同和内部平衡被打破，族群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三是过于迷信高科技“反恐”手段，无人机“斩首”行动常因情报失误而造成平民伤亡，加剧中东地区反美情绪，让美国大失民心。
李海东：美国在“9·11”事件后的一系列“反恐”行动远未达到其预期目标，决策者一再犯错，政策失败成为20年来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
例如，美国以塔利班庇护“9·11”事件幕后主使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为由，发动阿富汗战争，在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基于新的战略考虑，不仅未从阿富汗撤军，反而将北约力量带入阿富汗。在此期间，美国还盲目地开辟了伊拉克战场，把颠覆萨达姆政权作为其“反恐”的一个目标。此后，美国还加大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中东北非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事实上，美国并未将心思真正用于反恐，而是将大量资源用于颠覆其他国家政权，试图借“反恐”之名对相关国家进行美式改造，并利用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军事存在搞大国地缘政治角逐把戏。但美国的能力与目标不相匹配，致使其政策反复失败。可以看到，“9·11”事件之后，美国外交政策错误迭出，错上加错，最终导致其在阿富汗的狼狈大溃败。
美国在中东酿成哪些恶果？给世界留下多少隐患？
日前，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国际慈善组织救助儿童会的数据称，美国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近3.3万名儿童被杀害或致残，且这一数字不包括因饥饿、贫困和疾病而死亡的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8月31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1800万人，也就是阿富汗几乎一半的人口需要靠人道主义援助才能幸存。”
如世人所见，“9·11”事件发生20年后，高举“反恐”这面“正义大旗”的美国，留给中东乃至世界的是更多苦难和安全隐患。
孙德刚：“9·11”事件发生之后，世界各国普遍同情美国人民，国际社会也一致认为恐怖主义活动与反恐怖主义活动是一对主要矛盾。然而，美国错误地发动两场所谓“反恐战争”，从受害者变为加害者和占领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造成大规模的无辜平民伤亡，导致国际社会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的看法发生转变。
在美国发动战争之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认同较强。然而，美国试图“嫁接”西方选举政治，导致两个国家内部族群矛盾上升，部分失去资源和权力的前政府官员、军人转而加入极端组织。美国发动所谓“反恐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地区民族主义抬头，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反美主义上升，并为新的暴力和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土壤。
此外，近年来欧美国家频繁发生的“独狼式”恐怖袭击事件，也是美国“反恐”行动产生的衍生品。其中大部分“独狼式”恐怖分子都受到“伊斯兰国”极端意识形态的影响。
李海东：过去20年，国际恐怖主义危害并未减弱，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政策失误导致多个国家、相关地区以及美国自身的深刻混乱。美国在“反恐”中的双重标准和三心二意，还增加了国际反恐协调与合作的难度，恐怖主义始终未能被彻底清除。
对世界而言，美国越来越危险了，其以“反恐”之名不断颠覆其他国家政权，并在不同地区反复制造危机和动荡，非但没有给其自身和世界带来安全，反而使其所到之处尽是混乱，并由此催生出更多恐怖分子，让世界变得更不安全。可以说，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混乱的制造者和散播者。
透过美国20年的所谓“反恐”行动，越来越多人看清美国对外政策损人害己的本质，也看清了美国对外行动的危险性。世界各国对美国更加警觉和抵触。
李伟：除了在发动两场战争期间催生出新的恐怖组织之外，美国还试图利用恐怖组织遏制围堵其他国家。例如，众多证据表明，美国为了推翻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暗中为“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叙利亚的活动提供武器；2020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宣布，把对中国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移出美国定性的恐怖组织名单。种种行为表明，美国并未将反恐作为真正目标，而只是将其作为维系自身霸权地位的工具。这种做法导致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并且反噬美国自身。当下，无论美国还是国际社会，都在承担美国“反恐”酿成的恶果。
当前，国际反恐面临哪些新挑战？美国应当如何发挥应尽作用？
8月26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发生两起爆炸袭击，致使大量阿富汗平民和13名美军士兵死亡，成为10年来驻阿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事件。“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发表声明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美媒称，美国和盟友花了20年时间试图挫败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但这次袭击表明恐怖主义仍是一个威胁。
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根本消除，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李海东：接下来，国际反恐还将面临诸多新挑战。一方面，尽管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并宣布组建新政府，但阿富汗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在其他国家难以生存发展的部分极端主义者会利用阿富汗未来一段时间内部治理薄弱局面，将其作为庇护所或集结地，从而加剧全球反恐形势的复杂程度。此外，美国20年来的所谓“反恐战争”产生大批难民，给许多国家造成困扰。难民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也给极端组织煽风点火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对反恐的态度存在严重分歧，部分政治精英想继续推行所谓“反恐”政策，而美国民众则希望将更多资源用于国内发展，这意味着未来美国“反恐”行动将缺少更多国内支持，相关投入势必相应减少。美国在制造出更多恐怖主义力量之后，却在全球反恐进程中逐渐减少自身的努力和投入，这将给国际反恐合作进程带来更多困难。
李伟：美国政府应当摒弃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放弃将反恐“政治化”“工具化”的错误做法，真正从本国民众利益以及国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仅仅服务于国内大资本集团，以“反恐”为名来谋取一己私利，助长恐怖主义的嚣张气焰。
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的恐怖主义都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和危害，绝不能为了所谓“大国竞争”战略，而去支持或纵容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的恐怖组织，这样只会损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世界各国只有坚持以建设促稳定、以发展促安全的思路，联合开展有效的反恐行动，缩小恐怖组织的活动空间，铲除恐怖主义的滋生土壤，才是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根本出路。
孙德刚：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表明，美国所谓的“反恐战争”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在于美国始终戴着有色眼镜，不愿与其他大国在反恐领域开展真正的多边合作，而只是建立了一个“伪多边”的“反恐”联盟。美国一方面希望借助中国、俄罗斯等大国以及伊朗、沙特、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力量，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却对这些国家的内政指指点点，并打着所谓“宗教自由”、“少数民族人权”的旗号反对这些国家的反恐与去极端化行动，暴露出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功利性和双重标准。
美国政府必须在反恐问题上改弦更张，应当与其他国家的反恐进程保持一致步调，借鉴别国的反恐与去极端化经验，推动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概念定义尽快达成共识，避免在反恐进程中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同时，应当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开展国际反恐合作，在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及网络恐怖主义方面形成合力。
更重要的是，反恐应当回归治理这一根源。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等动荡国家，加强安全治理，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国际社会当务之急。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国际社会应当施以援手，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多责任，帮助这些动荡的国家实现稳定和发展，多管齐下推动反恐与去极端化工作。
